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维建在《世界宗教文化》年第3期发表论文《苏瓦里传统与西非伊斯兰教的地方化》，论文内容摘要如下：
一、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自然环境与民族因素
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与民族的分布、迁移密切相关，也深受非洲特殊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在西非，民族与自然环境的因素，也是伊斯兰扩张的重要影响因子。
先说自然环境。由于降水自北向南递增的原因，西非自北向大致分4个东西向的条状气候地带，最北边降水最少，是干旱的撒哈拉沙漠；沙漠以南由于降水稍多，形成草原；再向南降水又多一点，形成稀树草原；最南边靠近几内亚湾降水最多，形成热带雨林。自北非远道而来的穆斯林，长久以来在沙漠、草原和稀树草原地带扩张，却迟迟不敢深入热带雨林，因为习惯了干旱气候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很难在潮湿的雨林地带生存。所以从10世纪开始，西非的沙漠、草原和稀树草原地带，带已陆续建立了穆斯林政权，而雨林地带直到15世纪，才形成规模不大而且非常分散的穆斯林定居点。可见自然环境对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影响非常之大。
民族的因素，对伊斯兰教在西非传播的影响则更为巨大。人是宗教的载体，人的迁移也意味着宗教的传播，但是人的迁移除了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还受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传播，离不开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但民族关系也深受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的制约。通常，民族关系和谐，会促进宗教传播，但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却也能快速促进宗教的扩张。这在西非的伊斯兰历史上都不乏先例。首先，北方的柏柏尔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与西非不同自然地带的各民族进行商业交换，商业成为伊斯兰教传播的媒介。其次，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西非黑人各民族因争夺商路和资源，如盐矿、金矿等，不断发生战争，也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总之，通过各种方式，西非的黑人民族中，有许多民族、部族，整体或部分地皈依了伊斯兰教。
二、苏瓦里传统
外来的伊斯兰教，在西非的各民族中传播与发展时，必然遇到一个在当地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前提下，如何保持自己伊斯兰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苏瓦里传统最基本的原则是，穆斯林必须处理好与非穆斯林的关系。在此前提下，必须要在两个方向上做出探索，一是找出与非穆斯林处理关系的方法，二是这些方法不能违反伊斯兰教教义和教法，即要在宗教给予以理服人的阐释。处理与非穆斯林关系的方法，核心在于，如何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维持穆斯林生存，并推动伊斯兰教的发展。
在苏瓦里传统的叙事中，真主与天神是知识与权威的最终来源，而在今世，知识首先通过希贾兹的先知穆罕默德传给马立克（马立克教法的创始人），然后再以阿拉伯语传播北非到的开罗和凯拉万，最后再到萨里姆，然后再分成各种更细小的道统。也就是说，如果阿拉伯世界是世间知识的最终来源，那么知识从阿拉伯人到西非，并不是直接传播过来的，因为语言不通，而是需要中间人，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萨里姆·苏瓦里。所以，在苏瓦里传统中，苏瓦里是个有一定的神性的人物，这类似于苏非长老在人们与真主之间的沟通作用，但是，苏瓦里传统并未最终发展为苏瓦里教团。这可能与北方的卡迪里苏非主义和提加尼苏非主义的强势有关，不过，在苏瓦里传统中，苏非主义的色彩相当淡薄，即使现在，雨林地带的迪尤拉人虽然主要信仰卡迪里苏非主义和提加尼苏非主义，总体而言，苏非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微弱。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萨里姆·苏瓦里强调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和平共处，但不是说他是一位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即使在苏瓦里时代，奉行苏瓦里传统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乃至与其他穆斯林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近代西非的吉哈德运动中，雨林地带的穆斯林也发起多起该运动，并建立了自己的穆斯林政权，只是规模相对较小而已。因此，战争与否，视客观需要，苏瓦里并不完全反对战争，只是持苏瓦里观点的宗教学者，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战争。在迪尤拉人中，战争家族、政治家族和学者家族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
三、苏瓦里传统面临新挑战
从兴起至今日，苏瓦里传统面临过三次挑战：近代吉哈德运动，殖民主义以来的现代世俗主义，瓦哈比主义的兴起。
苏丹瓦里传统是非洲部落社会的产物，当时西非雨林地带基本上处在部落社会，穆斯林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沟通，朝觐是获取神圣知识的重要渠道。二是通过商业贸易，首先与伊斯兰世界，再间接地与欧洲沟通，商业是取得世俗知识的渠道，也间接取得宗教知识。苏瓦里曾多次朝觐，并且，作为宗教学者，他识文写字，可以通过阿拉伯语书籍，获取宗教知识。在当时，无论朝觐还是阅读，都几乎是宗教学者的专利，在雨林地带，两者兼俱者，更是寥若晨星，所以苏瓦里是神圣知识的垄断者，这是他神圣权威的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权威的基础逐渐受到削弱。18—19世纪的伊斯兰吉哈德运动中，圣战的领袖自称权威；自殖民时代开始，殖民主义的世俗教育，使雨林居民的世界观发生剧变，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成立以后，民族主义、现代主义等世俗思潮蜂涌而至，同时，穆斯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剧增。更为重要的是，以瓦哈比派（塞莱菲派的一支）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传播到受苏瓦里传统影响的地区，二者在观念与实践上直接发生对撞。在当代的科特迪瓦、加纳和布基纳法索的迪尤人当中，苏瓦里传统面临的挑战尤其明显。
四、苏瓦里传统的学术遗产与影响
苏瓦里学派自产生以来，在西非的穆斯林群体中一直受到宗教学者（乌勒玛）的尊崇和学习。在现在的加纳、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当地几乎所有穆斯林学者的学术传统，或者学术传承，都可以追溯到萨里姆苏瓦里。在上述三国，学者们都以康·里曼·阿拔斯（KongLimanAbbas）为师，而阿拔斯的学术传承回溯12代就是萨姆·苏瓦里。
在过去的五、六百年间，对生活在西非森林地区的穆斯林而言，苏瓦里传统是他们现实的选择。在此期间，苏瓦里传统也面临过挑战，伊斯兰教的达哇（宣教）理论，不断对苏瓦里的“妥协”理论，产生冲突与摩擦，最早的危险来自近代历史上的穆斯林宗教改革者。穆斯林商人与本土非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通婚，也曾经一度模糊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界限，但事实证明，苏瓦里传统是非常有弹性、韧性和实用性的，它最终重绘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界线。苏瓦里的态度，与非洲其他地区在非穆斯林社会中生存的穆斯林团体一样，在力量（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有限的妥协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还可以充分利用非穆斯林政治控制下的各种资源如商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现在，尽管遇到各种挑战，在雨林地带散居的各个穆斯林群体，包括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加纳迪尤拉人、索宁克人，还有部分马里南部的富拉尼人、尼日利亚南部的豪萨人等穆斯林居民，仍将萨里姆·苏瓦里置于其道统的重要位置，足以说明苏瓦里传统在当地穆斯林社会当中的巨大影响。
五、苏瓦里传统是西非伊斯兰地方化的创新和标志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苏瓦里传统本质上就是伊斯兰教地方化的一种选择，在非穆斯林地区的伊斯兰教，缓慢地剃除伊斯兰教中部分不适于与异教徒和平共处的内容，同时适当地容纳地方传统，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似乎谈不上所谓的“创新”。其实并非如此。苏瓦里所处的时代，非常不平静。在西非内部，穆斯林的马里帝国行将崩溃，桑海帝国崛起，可是新帝国的奠基者松尼·阿里（—）对伊斯兰教漠不关心，甚至迫害穆斯林学者。在西非外部，北非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柏柏尔穆斯林，为争权夺利而内斗不止；西班牙的穆斯林政权，在基督徒的强大压力下，节节败退；苏瓦里去世后一个多世纪，摩洛哥大举入分桑海帝国；雨林地带的穆斯林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下，不得不改变多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对非洲地方传统的强势姿态，从宗教情感上来说，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实践上来说，苏瓦里在做前无古人之事。从宗教哲学上来说，苏瓦里的宗教论证，无疑是一种哲学上的创新。所以，苏瓦里传统的形成，是雨林地带伊斯兰教由强转弱的转折点。这里伊斯兰教的弱势，直到近代西非吉哈德伊斯兰运动兴起后，才开始扭转。
苏瓦里传统的出现，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穆斯林对周围异教徒的妥协、让步，更应理解为雨林地带穆斯林的一种自我保护。与西非北部的伊斯兰教相比，苏瓦里的确对伊斯兰教做出了某些妥协性的调整，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苏瓦里的理念与实践，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传统，实践上成为雨林地带的穆斯林处理非穆斯林关系的“标准版”，这在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苏瓦里传统有效地保护了雨林地带的伊斯兰教，使其度过两个多世纪的“艰难岁月”，最终迎来了吉哈德运动中穆斯林再次“扬眉吐气”的时代。
至于当前苏瓦里传统的式微，是现代性、塞莱菲主义等伊斯兰教内外多种因素冲击的结果，但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塞莱菲派的打击，所以说，苏瓦里传统的困境，可以理解为塞莱菲派扩张的一种表现。同时，当前西非雨林地带已完成基督教化，穆斯林需要和平的相处的对象，已不再主要是非洲传统宗教，而是以西方为背景的基督教，新时代中的苏瓦里传统，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也是一种新挑战。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西非伊斯兰教，尤其是雨林地带的伊斯兰教，事实上仍处在弱势地位，在马里、尼日利亚等地以塞莱菲为背景的宗教极端主义，就是这种伊斯兰教弱势的变态反应。在这种弱势的前提下，穆斯林仍需要自我保护，也就是说苏瓦里传统仍有用武之地。其实，宗教的地方化，是宗教发展的永恒主题，苏瓦里传统理应有存在的价值。历史上，苏瓦里传统使雨林地带的伊斯兰教成功地地方化；未来苏瓦里传统的命运，仍是观察西非伊斯兰地方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全文参见《世界宗教文化》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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