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盖亚写作完成于年
廖亚立录入整理于年
半世沉浮
一位中学教师、劳改犯的回忆录
前言
父亲快九十岁了。早在年他刚退休那阵子，我看他整天坐卧不宁，明显患了“退休综合症”，我就想让他找点儿事做。恰好他是一个爱讲故事的人，且经历实在丰富，于是我就撺掇他写回忆录。目的无非是帮他打发时间，并没有想得更深远。那时候，他总是推脱说自己没啥好写的。这些年，我也老大不小，步入中年，随着身边的老人一个个去世，慢慢地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回忆录不仅仅是帮他打发时间用的了。那是珍贵的历史佐证材料。年2月初，我抽空回老家几天，又一次谈及他的回忆录问题，他告诉我，很早前就已经写了，现在自己的眼睛都看不清了，不想往下写了。所幸，没写的是年以后的事儿，那时候我们姐弟都已长大成人，他没写的事情我们已经能记得很清楚。
今年5月初，我陪父亲去看他的老同学、老狱友黄文锦妈妈，黄妈妈交给我们一本回忆录《岁月留痕》，我读后深为感触。黄妈妈只比父亲小两岁，人生经历与我父亲十分相似，老人家精神矍铄，干净利落，生活态度十分积极——比如，参加老年大学，学琴学画。老人家提起往事，仍然感慨良多。相比之下，父亲由于身体原因，精神大不如前，而且对于往事也渐渐淡忘，甚至渐渐喜怒不惊了。我感到，必须抓紧时间帮他誊录整理回忆录了。
父亲的回忆录是记录在我的两本练习本和他自己的两本备课笔记本上，看起来很不正规，我想那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节俭习惯；但是字迹工整，看起来还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为了真实完整地留下老人家的文字，我将忠实地誊录，即使错别字也不予掩饰。凡出自我本人的文字，用括号注明。
年7月于宜都
目录
自序1
1.童年时代2
2.初中生涯8
3.求学四高（上）15
4.求学四高（下）23
5.初为人师28
6.厄运来袭(上)34
7.厄运来袭(中)39
8.厄运来袭(下)50
9.劳改生涯（上）54
10.劳改生涯（中）59
11.劳改生涯（下）63
12.劳改生涯（下）63
13.拨乱反正（上）64
14.拨乱反正（下）71
15.回归正轨71
后记73
自序在提笔之前，我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刚退休不久，亚立建议我写写回忆录，当时我没有明确回答写或不写，我在考虑能写些什么呢？那些早年参加革命的人是有内容可写的，他们写出来的，是一本革命的回忆录，记下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对后代将起着教育作用。遗憾的是，我出生的时间或者地点使我没能赶上革命的洪流，来到这个世界只是做了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外之人，枉活一世，乏善可陈。同时也担心自己缺乏文学素养，不具备写作能力，即令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拼凑出来，也毫无可读性，据此而不敢提笔。
一次与好友们闲聊，谈到退休后的生活安排，怎样有意义？有人说，应该写写回忆录不让大脑思维过早退化，同时我们这一生没有任何财富留给儿孙，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坦诚地告诉儿孙，也许他们会从中知道一点如何在逆境中生存下来，这也不是毫无益处的。这个理由打动了我改变初衷，决心写下去。好坏不论，自说自话，不文过饰非，不过分评论，如实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起码事情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我的生命之路格外坎坷，步履十分艰难。从政治经济角度上说，暗淡地度过了一生，毫无光彩，青壮年时期的狱中生涯更是黑暗至极。至于爱情、婚姻、家庭，也不知藏着多少隐痛与泪痕。“幸福”二字对我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无缘的。最大幸运的是，在步入晚年后，命运还给了我一个真正的人的面目，也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中学讲坛，几个孩子都能循规蹈矩，勤奋好学，个个都读完了大学。许多老朋友对此还不胜羡慕。的确，这就是我晚年的莫大欣慰，最大的快乐。孩子们更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生命的源泉。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开始的构思框架，本打算分几个小题写下来，后来考虑到，这小玩意的读者对象仅限于儿孙，不如按年谱顺序记叙，倒也省心。
这不是什么正规读物，只是我个人的生命流水账，观后你们可能为之叹然，或付之一笑，若能从中吸取点滴营养，余心也足矣。
1.童年时代年岁在丙寅，是年古历五月初三戌时，我出生在湖北宜都县聂家河乡白家埫西坡竹林湾村山腰里的一栋一正两横的茅屋里。这栋屋住两户人家，我们廖家是其一。茅屋的主人姓代，我们两户都是佃户，每年都要交租。前辈人在这茅屋住了多久我不清楚，反正我们姐弟八人都出生在这里，说明在这里住的时间不是太短。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更换住户，老茅屋早已不存在了，现址是一栋瓦房。出生当时，长辈给我取乳名“毛毛”，派名“忠甲”。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农村常称“断肠儿”，意味着“宠儿娇子”之意。
我的祖辈虽无人科举及第，但也都是识文断字的。父亲生来就好学向上，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交游甚广（贺龙尚未走上革命道路时，每次赶骡马经过宜都，都会与他一起玩几天），赢得了乡里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因此实际上已经不是纯粹的农民了，而是乡村里的仕绅。家庭财务状况虽不富裕，但也不再像他青壮年时那样困苦，每年还有点余钱剩米，在一个偏僻的山乡来说，这个家也算过得去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附近乡邻都抢着给我说媒定亲。据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些早我几年出生的女孩子的父母可真是忙坏了，到处请媒人登门说媒，终于有个叫张先林的乡村说士上门为他的族房侄女说媒成功，在我“三朝日”拿八字过门。据说这天是大操大办，宾朋满座，热闹非凡。父母与祖父母无比高兴，而我，恐怕除了哇哇啼哭和吃奶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一门封建传统式的“娃娃亲”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定下来了。
我童年的记忆其实是很模糊的，唯有过年比较有印象，因为这段时间会有好吃的，会有互相串门拜年的小伙伴一起玩，还会有些传统的乡土文娱节目：舞狮子、踩高跷和划采莲船等。我父母对此不感兴趣，从来不看这样的节目，即使玩到自家门前来了，也不过是放一吊鞭应酬一下，办点招待表表人情，他们自己不看表演，也不允许我们兄弟俩多看。在我父母亲心目中，我家虽非官贵，但也是耕读世家，看这种表演是有伤大雅的。父母尤其害怕我们从小沾染污秽而心生邪念。我和哥哥对这些表演却非常入迷，经常趁父亲不在家时偷偷出去看，常常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或钻在人丛中，以免被人看见后告诉父亲。母亲毕竟心软，即使知道我们偷跑了，只要向她求求情、撒撒娇，也就无事了，替我们瞒过父亲。至于幺姐，是绝不会有这眼福的，不仅父亲不允许，母亲更为严厉：一个有门风人家的女儿，岂能到这种低级场合中去抛头露面？！
我们兄弟俩不仅是看别人表演，还会偷偷地学着玩，虽没拜师学艺，倒也像那么一回事。哥哥学得专心，进步很快，他的高跷高度将近一米。那时他已上学好几年了，每天放晚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找饭吃或做功课，而是和我一起到门前稻场上练高跷。我们的高跷都是自己动手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木工工具，自己瞎砍乱戳，七拼八凑而成，一开步就吱吱地响，坚实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根本就没考虑安全。一天我俩玩得正高兴，忽然父亲回来了。趁他还没看见我们，我们紧赶慢赶往屋里跑，我跑在前面，忽听嘣的一声，哥哥的高跷脚跟处断了，他摔倒在地上，但是挺住没哭。但这一断，他的一条“腿”短了近三尺，无论如何是没法走了，于是他干脆双膝跪地往屋里爬，总算没被父亲抓住。为这，他的臀部摔成了暗伤，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走路像个跛子，一颠一拐的。此后我一个人断断续续的玩玩，兴趣不再像过去那样浓厚。直到我上学，两人都告别了高跷。
家乡的景色十分美丽，处处花含笑，时时鸟唱歌。漫山遍野长满了高大松树、杉树、柏树，还有野生的毛桃、苦李、杏子、枇杷、核桃、板栗、石榴、枣子、迎春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常青树、灌木丛和杂草，四季都郁郁葱葱。禽鸟更知山林乐，不知疲倦整日鸣。鸟群中除了喜鹊、画眉、黄雀、斑鸠、老鹰等以外，还有乌鸦。乌鸦在农人心目中是最不受欢迎的，不仅叫声难听，被视为不吉利，而且它们糟蹋庄稼。快到秋收季节时，苞谷正值半熟，乌鸦一来就是成百成千，满田黑压压的，不用多长时间就能把一田即将到手的苞谷啄得稀烂。有的人家用火铳打几只，用竹篙高高地悬挂在田中央，枭首示众恐吓它们。我们家没人会使火铳，所以我们家的苞谷田就成了它们的安全餐馆。我到四五岁时，遵母命每天拿着系有各色布条的小竹篙，到田间吆喝驱赶乌鸦。乌鸦也懂得欺负小孩，我挥动小杆吆喝时，它们会很快飞起，但并没飞远，而是在我的上空盘旋，我一停止挥杆，它们就猛扑下来。一个小孩子能有多大的耐力去打这种疲劳战呢？一天，我极度疲倦，躺在田头石板上睡着了，母亲在家叫我没有回应，才急忙到田间把我找到，她吓坏了，生怕我被山里的野兽叼走了，从此不让我一个人出门。
春夏之交是我喜欢的季节。这时山乡气候宜人，不寒不暑，万物生机盎然。特别是南来的候鸟，如黄莺、燕子、布谷、豌豆巴果、苦饿、杜鹃、我儿错端……昼夜不停的叫，我特别爱听，有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屋旁石凳上听得入神。一天晚饭后，父亲有点闲情逸致，把我叫到他跟前，一面抽着旱烟，一面跟我讲起了“近山识鸟音”的故事。他说，“豌豆巴果”对庄稼人说“割麦插禾”，对绣楼小姐说“挑花绣朵”，对读书人说“切磋琢磨”，对穷人说“担心挨饿”，对小孩说“快快上学”，总之是劝人勤劳的；接着又讲“我儿错端”为什么老是在夜晚叫得那么凄惨呢？它原是一个恶毒的妇人，想害死继子，却误杀了亲儿，伤心死后就变成了这只鸟，每到夜半人静就不停地哀啼“我儿错端……”，故事的落脚，就是告诉我们所以做人要善良。父亲用心良苦，寓教于乐，在我从事教育工作后，常回想起父亲教育子女的方法，实在令人钦佩。
年，我发蒙读书，同哥哥一起就读于黑冲子廖少卿所办的私塾学校。学生共有四五十人，廖少卿先生一人执教。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大的近二十岁，小的六七岁，程度更参差不齐，没分班级，也无法编班，各读一册书，上午背诵头天上的课文，接着上新课，然后回到座位上高声朗读，读熟后再背诵，下午写大字背温书，晚自习仍是朗诵当天课文。我读的是一册国文，对于七岁的我来说实在太轻松，老师也没因材施教，给我增加分量，一本书没上到一半我自己全读完了，大多数时间在玩，就这样白混了一年。
年正月，哥哥离家前往黑坑河，拜陈益之老先生为师。陈老先生对旧学颇有造诣，执教认真，要求严格，没有寒暑假和节假日，更无星期天。这一年哥哥受益不浅，长进很大。由于家庭交不起两个寄读生的学费和住宿生活费，只好让我辍学。另一面父亲又强化了对我的家庭教育，其内容无非是孔孟之道周公之礼，乃至风土人情，无所不包，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不管是盛夏户外纳凉还是寒冬围炉烤火，父亲必然抓住机会对我进行教育，而今回忆，言犹在耳。可见天下父母，哪个不望子孙贤？我在白天里除了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外，主要任务是当家庭小牧童。当时近邻的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名叫李和尚，与我结为好伙伴，不管天晴下雨，每天早上和下午，我俩赶着黄牛一路吆喝着到山林里去放牧。到了预定牧场，先各人割一两捆青草，给黄牛备好午餐和晚餐，然后就尽情玩耍，或穿山沟钻岩洞，或攀树枝摘野果。竹林湾一带的山山岭岭，沟沟坡坡，无处不留下我们的小脚印，穿过许多不见天日的黑洞洞的老森林，也踏遍了杂草丛生的小山洼，品尝了不少山中的野果：除常见的樱桃、枇杷、桃、李、杏之外，还有草酸莓、羊母奶、灵杏、银杏、枣子、核桃、板栗、野葡萄、石榴、拐枣、猕猴桃、八月楂……这一年的牧童生涯倒也无拘无束，十分惬意。
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山里的农民，不知道外面还有多大的世界，不少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母亲活了九十岁，没到过县城一次，像她这样的不知有多少，但只要一家老小常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紧一些也感到乐在其中，不再有过高奢求，伴随他们的不是困苦而是快乐，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唱山歌哼小调。田边地角随时可见大嫂子们手提竹篮，一边寻猪草一边哼小调，邻里间常常互相换工，收工后吃了晚饭各自回家，年轻的汉子们为了壮胆，在摸黑赶路时，也拉起嗓子高唱着山歌，有时东山唱西山和，使得入夜前的山村并不寂静。
当时流行在家乡一带的山歌小调的确非常优美，山歌高亢明亮，小调娓娓动听。每逢春末夏初苞谷除草时，富裕一点的人家都要打一天薅草锣鼓，这一天必然请锣鼓班子的和很多唱歌的，一边薅草一边唱歌。歌师们轮流唱，吹唢呐的除吹奏歌曲的过门外，也不时地与司鼓敲锣的一起同歌师穿插，类同轮唱，听起来十分优美。人们在娱乐欢笑声中劳动，尽管头顶烈日，汗流浃背，也不感到疲倦。我经常在安排好黄牛以后，坐在田边树荫下的石板上，聚精会神地听，并小声地跟着学唱，邻居张老头是个有名的老鼓师、歌师，青年农民每天晚饭后就聚集在他门前乘凉，向他请教，张老头也乐意教。我也搬着小板凳坐在旁边偷偷地学，还真学会了很多薅草歌。三姐夫当时也是较有实力的歌手，一天下午他路过我的牧场，我正放开嗓子唱薅草歌，他不声不响听了会儿，觉得我的嗓子好，于是他一有空就主动来教我。我跟着他赶过一次薅草歌会，第一次在人群中亮了相，与众不同的童音博得了众人的赞赏。我戴着小草帽跟在三姐夫身边，在烈日下扯起嗓子唱了一整天，晚上回家才感到累坏了。之后别人上门请我唱歌，父母一概不准，一是怕我身体受不了，二是不愿让我“卖唱”。如今偶尔哼哼那些歌，仍觉得那样优美动听。遗憾的是没有音乐家到这山窝窝里来挖掘这些民歌，随着那些老歌手一个个相继离世，曾经盛行一时的那些好山歌，终会像我的记忆一样，渐渐模糊，直至在山乡人间消逝。
山歌激发了我对音乐的兴趣。民间遇有红白喜事必请吹鼓手，他们的常用乐器如鼓、钹、板鼓、长号、唢呐、笛子、二胡、琵琶，使我迷恋难舍。在一位与我家有密切来往的吹鼓手指点下，我自己动手绷起了一把“二胡”，拉出的噪音刺耳钻心。后来那位热心的吹鼓手送了我一把真正的二胡，并教我根据音的高低慢慢摸索。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野路子”，没有规范的教学程式，全凭乐感演奏的。我就这样早拉晚拉，勉强拉会了些民间小调。由于无人指点，老是提不高，致使兴趣逐减，停了好几年；上中学后见人拉京胡，又学拉京胡，也只学会了些曲牌过门；解放后又重操二胡，就这样二胡、京胡、二胡，拉来拉去拉坏了弓法、指法。后来自己也知道弓法指法不妥，但已积重难返，演奏技巧始终无法提高，也就只能自娱自乐，难登大雅之堂。
童年时期的山乡生活，自然环境的陶冶，严格的家庭教育，对我的成长和个性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年，我告别了牧童生涯，同哥哥一起到孝友坪天主教教会学校读书。该校不交任何费用，连生活费都由教会负责，纯属慈善性质，主要负责老师杨子英是天主教徒，他是我祖母的内侄孙，另一位专任老师何达五是我远房的姑父，这位老先生是晚清秀才，旧学颇好，执教严格，学生稍有差错必受体罚。主管这所学校的是位比利时神父，他长住县城东门天主堂，每月到学校住几天，讲圣经，做弥撒，即祷告，我们所学课程，全是从西方翻译来的经书，有的译音有的译意，句子生硬，难懂难读，反正死读硬背，囫囵吞枣，对我而言，也就是多认识了几个汉字，对哥哥来说则是白白浪费了一年光阴。教规校纪十分严格，我们的言行倍加谨慎，谁也不敢越轨半步。比利时神父时常对我们宣传，一个人在生时如能尊重天主，不违背天主教诲，死后就能灵魂升天享福，反之则成为恶魔灵魂降到地狱遭到毒蛇猛兽侵害，烈火焚烧，我们寝室的壁画都是这些东西，有些神经较脆弱的学生，常常夜晚做恶梦，梦见被猛虎毒蛇咬住。一天二十四小时除睡觉外其余就是在圣经里打滚，读的是它，早晚念的是它，三餐饭前也要念经，感谢上帝（天主）的恩赐，一个思想一向活泼好动的孩子，哪能忍受得了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好容易盼到寒假，我高兴地辞别了那所学校，同时由一个天主教徒而变成了天主的叛徒，从此再也不相信什么天主了。
这一年的十月，哥哥结婚，腊月幺姐（17岁）出嫁。哥哥结婚时还差一个多月才满14岁（嫂子18岁），在封建礼教约束下，他不得不努力去做一个少年大丈夫，硬撑着摆出一副大人的架势，不再和我嬉闹，似乎兄弟俩的距离也逐渐拉开，平时很少看到他的笑脸，常常沉默寡言，这对他的性格形成以及一辈子的生活是个很大的扭曲。我知道他过得很累，既勉强又不得不装，他也从此脱离了学生生活。
年，哥哥在家里办起了一所私塾学校，有男女学生四十余人，哥哥一跃而为我的老师，但增加的这一重师生关系，反而使我们产生了距离。
年春，父亲知道我在哥哥这样一位家庭教师的教育下是很难把书读好的，于是把我送到邓家畈邓献卿老先生门下寄读。从这时起，我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生，一年除寒暑假在家度过外，其余时间都在学校里，也没有星期天。
邓氏私塾学校是从至圣先师孔夫子一脉相承下来的极其正统的学校，校内常设孔夫子灵位，初一、十五必定烧香朝拜，新生入学时首先得在孔夫子灵位前烧香磕头，然后拜见老师，做完这套礼节后，才算收为正式弟子取得学籍。每逢古历八月二十七孔夫子诞辰纪念日，学校要举行隆重庆典活动，停课三到四天，在老师领导指挥下，全体学生围绕庆祝活动分头筹备，各显其才，各尽所能，打扫卫生，张灯结彩，布置纪念堂，摆设灵位。纪念堂的正中是孔夫子灵位，左右各三米处分别设颜回、子路的灵位。老师除了通盘指挥外，还得亲自提笔写好三篇祭文，并物色培养几个司仪和读祭文的学生。我进校的第一年就受到老师器重，被指派在颜回灵位旁读祭文，当时我年龄最小，其余的人都是当了爸爸和结过婚的。从这次读祭文后，同龄同学对我敬佩不已，年长的同学也另眼相看，老师也认为孺子可教。一天我因事请假回家，有意无意地向父亲讲了这件事，父亲很高兴，但是将信将疑，在他看来，一个顽童怎能读好祭文？适逢父亲刚刚给乡邻张家写好几万言的痛念（即悼词），叫我读几段试试。我读后，父亲当面认可，说读得不错，有腔有板。第二天他就帮我向学校续假，带我去给张家亡人“五七”日送礼。他那天在张家当“正盟”，监督道士们的经文法事。在追忆亡人生平那一堂法事时，先是道士念了会儿经，离开灵位，由坐在灵位旁的父亲读痛念，父亲读了几段后，就叫我接替读下去，我毫不胆怯，板正腔圆地一气读完了痛念，搏得所有道士和满堂宾客的称赞。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感到十分自豪，“其父其子”之类的赞语也让父亲喜形于色。在读痛念前，东家预先封了五元银元的红包，装进了父亲的衣袋，在我接读时，东家急忙又封了个同样数量的红包给我，我和父亲推辞不过，东家硬塞进了我的衣袋。这也算是我人生中的首笔“进项”吧！
邓氏私塾有学生八九十人，多的时候百余人，皆由邓先生一人任教。另从年长学生中培养了几个小老师，专教蒙生。学生年龄悬殊，大的二十来岁，有的已经当了爸爸，小的十岁左右，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学生的着装，特别是负笈远来的年长学生，个个身着长袍大褂，举止文绉酸腐，说话咬文嚼字，活像晚清秀才。我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
我在邓氏私塾，从年春到年冬，总共读了将近四年。在这里，我读完了“论说精华”“幼学琼林”“诗经”“左传”，选读了三分之二的古文和诗词歌赋等名作，讲完了全部“四书”，最后一年还学了点史、地常识和算术。我的语文知识基础也就是在这里打下的，及至后来读初中、高中，我很少在语文上下功夫，全凭私塾的一点老本钱应付门面。
年夏，“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日军气焰嚣张，节节逼近，不到两年光景，武汉、宜昌相继沦陷，宜都县的江北一带也全被日军占领。至年，日寇与国民政府隔着长江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宜都县的党政机关、学校都移居到聂河一带。聂河这个古老的小乡镇一下子就变成了宜都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虽然盘踞在长江北岸，江南沿岸人民也没有安宁日子，日军几乎每天都要向南岸开炮，有时飞机投弹扫射，南岸随时都在日寇炮火笼罩下，农民只有夜晚才敢到地里干活。沉睡的山乡不再宁静。“国难当头，人人有责，精诚团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挽救危亡，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等宣传口号传遍了每个偏僻角落，抗战救亡的歌声也传唱在山间小道上。邓氏私塾往日的朗朗书声，也常被枪炮声干扰，学子们根本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年龄大的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年龄尚小的，则分别考入荆南中学和清江中学继续深造，以图报效国家。
一向活跃的我岂能安分！我也无心再读圣贤书，希望尽早离开邓氏私塾学校，于是跟父亲说，我打算考清江中学。父亲也看出，在私塾继续读下去没什么奔头，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并积极着手筹备学费。
花絮：卖牛。
2.初中生涯年元宵节后，父亲送我到毛湖埫投考私立宜都清江中学。
我们到学校时，已开课好几天了。因为学校迁址时间尚短，知名度还不很高，春季招生的名额不足，所以我一到学校，老师就出了几道算术题和一到作文题当面考试，就算是走了个过场。交卷后老师看了一下，就当面口头宣布“你录取了，马上到校上课，无须张榜”。我估计我的入学考试算术成绩一定是乱七八糟的，作文是过得去的。可能是机遇好，当时阅卷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文史教师曹子龙，他问我哪个小学毕业，我回答在邓氏私塾学校读了4年。曹与邓有一定交情，我就这样顺利地录取到清江中学。
父亲在外面守候在行李边等我的考试结果，我出来告诉父亲我已被录取，老师叫马上办入学手续。父亲和我将行李搬到曹老师处，恰好曹老师又是事务主任，就在他那里缴纳了各项费用，办好了一切手续，他又叫来了一位姓罗的同学，叫他引导我熟悉环境。这位姓罗的同学读三下（当时学校每半年招生，因此每年级会有上下之分），年龄大概二十岁光景，长得很漂亮，飞机头梳得很好看。他脚穿黑色皮鞋，擦得亮亮的，上穿一件英国进口的麦尔登呢子大衣，整体形象英俊潇洒令人艳羡。我的年龄个头都比他小，衣着打扮、言行举止更是无法相比，不禁产生自卑感，好在他非常和蔼，说话面带微笑，给了我平易近人的感觉。他一直领着我摆好床铺，编好桌席，送到一上教室，找好了座位才离去。当时一上的同学们看到罗对我那样热情，都满以为他同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的确，一个从未上过洋学校的私塾小学生，初到这样的大场合，一切都是陌生的，能碰上这样一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好大哥，真的是很幸运，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尊敬他。后来他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同时食宿不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很少，偶尔碰面，我总是主动打招呼问好，感谢他的帮助。解放后我进一中当老师，没想到我当了他女儿和妹妹的老师和班主任，这时我们才有机会再打交道，相隔12年，他还是那么热情。回想起来，当时要是凭我自己和靠父亲领着我去办手续，真是没门，因为父亲对新式学堂更不了解。父亲送我时，还打算带香、纸、鞭炮，满以为跟邓氏私塾一样，先在孔老夫子灵位前跪拜一番，然后一一跪拜老师，就能正式取得学籍，哪里知道还要考试呢？说到考试，我寒假期间连书都没翻过，所以考试成绩一定不怎么样，特别是算术一定糟透了，当时要是有人同我竞争，我八成会名落孙山。
在新生教室，老师安排我同五峰渔关小学毕业的一位姓向的同学同坐一张条凳，这时正是下了上午第三节课，第四节课是英语课，老师一进教室就喊“起立……坐下”，就是这一礼节，我也感到新鲜。在私塾读书，哪有这套礼节呢？反正跟着别人做就是。英语字母的读音，以及四种写法早已教完，开始正式讲课文，这一节课文是“Thisisabook”，进教室时，我的各种教科书都未领到手，什么文具也没带进去，就那么傻乎乎地呆坐在那里，别人随老师读，我想试着和大家一样跟着老师读，又不知怎样发音，写不知如何落笔，十分尴尬。真没想到一跨进这洋学校第一课就接触真的洋文。这节课我一无所获。
下课了，我跟随姓向的同学到开饭地点吃午饭。他借给我一套碗筷，饭后又同我一起去领书，购置文具、练习本及日用生活品，总算草草地安顿下来了。下午是植物课和音乐课。植物课虽在私塾没听说过，但毕竟都是中国文字，比起英语来好多了，能懂得意思，书中有些花草树木之类的东西，我当放牛娃时见得多了！音乐课凭着自己唱山歌的底子，跟着当“南郭先生”也混得过去，这两门课对我不会有很大压力。晚自习时我对所有功课摸了下底，感到压力最大的是英语和算术。我决心努力把这两门课补起来。
下晚自习后，全校学生集合点名，清查人数，完毕后各回各班寝室就寝。我们一年级新生共五十来人，住在一间大寝室里。说是寝室，并没有一张床，而是一个挨一个地睡在楼板上。这一晚我完全没睡，怎么也睡不着。人生地疏，十分想家，这时父母哥嫂一定还没睡，一定在围炉烤火拉家常，我要是在家也会和他们一样。而此时此刻，我一个人在硬梆梆的楼板上翻来滚去，真不是滋味。别人都睡得酣畅淋漓，独我难以入梦。月光悄悄从窗户钻进来，正好斜照在我的脸上，夜色格外沉静，除了轻轻的鼾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的思绪却极不平静，满脑子的问号：我能在这学校读下去吗？
这所学校虽然设在农村，学生却大多数是随父母从大中城市逃难出来的，最差也是来自小县城，大多数人是官宦人家的公子、小姐；即使是家在农村的，也大多是非富即贵，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没几个，我能和他们处得来吗？我的一切，包括生活用品和穿戴，都与他们极不协调。在月光下能看到，他们的洗脸盆是搪瓷的，我的是木盆；别人的洗脸洗澡巾是花毛巾，我的是两块粗蓝白布，别人的箱子是皮箱，我的是木质黑立箱，像个耍猴把戏的；别人的被子都是各种花色的被面，我的是一床粗蓝布印花大被套。紧挨我睡的同学是一床水红色缎子被面，在我的粗蓝布印花被衬托下格外鲜艳。开始睡觉时，我尽量缩着身子给他多腾些地方，但他却挤向另一侧的同学，大概是怕弄脏了他的缎子被面。再从衣着来看，最差的也是细布制服，有的则身着呢子服装，我的着装在班上是独一无二的：长袍大褂，并且双色。这长袍是哥哥不能穿了的，我穿也显短，母亲就把它从腰间剪断，接上一截新布凑够长度，可是新旧两种布，颜色深浅分明，穿起来特别扎眼，公子小姐们不时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搞得我面红耳赤，我都不敢走到人群中去。我并不是埋怨母亲，哪个母亲不愿意把儿子打扮得清清爽爽？但是家贫又能如何呢？我穿的用的在同学们眼里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老古董，正如这所学校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很新鲜，我的每一点对同学们而言也很新鲜，也算是互开眼界吧！我究竟能不能与他们融合在一起，和睦相处呢？但我绝不能打退堂鼓，是我自己向父亲要求来这里读书的，回去也无颜见江东父老。回想起刚到邓氏私塾学校时，不也是有些大同学和坏小子欺负我吗？自从诵读祭文提高了身价，再也没人敢小看和欺负我，学生毕竟是要在功课上比高低，穿得再好又如何？然而我现在的功课，与在邓氏私塾时哪能相比？但是，尽管算术及其他自然科学是我的弱项，英语完全陌生，且每门功课都已掉课两星期，在这么多不利条件下，我也一定要下大力气追上去。
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学习，我大多数功课都基本赶上来了，英语甚至跃居到前几名的水平，因为这门课全凭死记硬背没多少道理可讲。几年的私塾学习生活，练就了我一套读背本领，我善于强记，每到考试前，花几点钟强读强记，每次考试结果，这些课都能得较高的分数。唯独算术是我最头疼的。老师规定每星期六小考一次，考分不到10分者受体罚，发试卷时，你自己恭恭敬敬地将手伸过去，让老师打几板再拿试卷。一直到第二次月考前，我没挨过打但也没及格过一次，分数倒是一直呈上升趋势，从十几分上升到五十几分。第二次月考破天荒地得了七十分。当时我心中说不出有多高兴，从此对算术也有了兴趣和信心，并且再也没有不及格过，后来还能考出九十几分的高分。放暑假时我向父亲呈交了一份各科全部及格的成绩单。
暑假期间，学校由毛湖埫迁徙到聂家河拖溪源头望佛桥，设分部于胡家花园，并由私立清江中学更名为宜都县立初级中学，改为半公费制，学生生活费全由公费开支，这对于一个穷小子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由于犯了经验主义，开学时我迟到了三天。一上一下在分部上课，分部负责人是一上时教过我音乐、体育、军训的李老先生。李老先生为人市侩，一直看我不顺眼，我也没主动去接近过他，现在我终于有了把柄落到他手里。他说我迟到了，又没履行请假手续，坚决不让入学。我由分部跑到本部，又从本部跑回分部，苦苦哀求，就差放声大哭，最终他答应给我办个休学一学期的手续，明年春季复学读一下。我只好遵办。其实这点小事，如果能有个人帮我说说情，怎会这么严重呢？但是像我这样毫无背景的农村娃，又有谁会帮我说情呢？在回家途中，我垂头丧气，双腿软绵绵地，几乎拉不开步子，脑子里不断浮现那位所谓坚持原则的李老先生的笑容，我恨透了他。假如明年复学他还继续代我这几门课，我一定要做个样子给他看看，让他不敢再轻视我们农民子弟。回家后向父亲说明了情况，父亲怕我呆在家里荒废学业，又叫我去到邓氏私塾学校。这学期我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初一上学期的课程外，自己也找些新书自学，邓老夫子也不干涉我。
年春，我提前做好了一切复学准备，开学第一天就到校办理复学手续。校分部又由胡家花园迁到离本部不足一华里的朱氏住宅。一下和二上仍在分部上课，二上的同学全是同我读一上的那些人，所以一进学校都不感到生疏。一下的年级导师（即班主任）是吴子遵老师。吴老师师德高尚，为人正直，工作认真，数学和地理都教得很好，后来我之所以学数学专业、教数学，受他影响很大。他除了担任初一下年级导师，教一下、二上两班数学及一下地理外，还兼任分部主任，工作量很重。他对工作的态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同学们非常尊敬这位吴老师。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学习上开始走顺风路，很快就掌握了学习主动权，不再感到任何压力。每晚自习时，我总是坚持预习新课，尽量争取走在前一步，各科课外作业绝大部分在课堂上完成，有时边听讲边做作业，从而也练就了“一心多用”的本事。我下课时间从不呆在教室里，不是学打篮球，就是与人说笑玩耍。别人以为我聪明，玩玩闹闹就能学好，其实我只是学习方法得当，学习效率高。数学课在一上时是我最大的问题，由于吴老师教得好和我自身努力，反而变成了我最喜欢和擅长的一门课。吴老师一直教到我毕业，在这段时间内，不管大考小考，我得分总是九十几到一百，从来没得过九十以下的分数。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在全班传阅，并且拿到二上传阅。过了几天，吴老师便指派我为本班壁报主编。一次月考后，由于学习进步快，成绩突出，精力旺盛，吴老师又让我担任了管学习的副级长。这时，我在班上的地位起了很大变化。那位一向嫌贫爱富的李老先生所任教的几门课，我无需费力就能取得好成绩：体育课的跑跳成绩我名列前茅，投掷居中等，是班里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一次考音乐，要求听风琴唱歌，我轻松自如的一曲“黄水谣”得了全班最高分；军训考试，要求每个人喊口令调队，我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军训中队长。二上时，我当上了大队长，每逢早操升降旗、晚点名、出外参加各种大型集体活动，都由值星大队长负责下口令集合队伍，报告人数，那是我最为自豪的时候：脱下三截头的粗布长袍，穿上时髦的绿军装，斜挂红绸值星带，像个真正的军官一样神气十足，我觉得自己比穿绸缎的公子哥儿们显得更潇洒。轻蔑的眼光不再有，市侩的李老先生态度也完全变样，他似乎觉察到过去对我有偏见和不公道，现在常带着关心的口吻问长问短，慢慢地溶解了我对他的恨意。
二上时，我在学生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一跃而为冒尖人物，一上时人前矮三分的自卑感已悄然离去，相反，高傲自大的思想又偷偷渗透进来。我同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总认为阔绰的少爷、漂亮的小姐只不过是镀金泥菩萨，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与我不是一路人。这骄傲自大、人为划分人群的坏思想，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不小。
这时我的人际圈子已经逐渐扩大到全校各班，哪怕是高年级的大哥大姐们也无一不熟。有位漂亮的官家娇小姐，过去见到我总是用花手帕捂鼻子，而今却一改常态，常找些无关紧要的小借口主动接近我，我多次发觉她的神态不自然，精神有些紧张，有时在说话间突然脸红，有时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我敏感地意识到，她对我有“意思”。老实说不管是哪方面，她都是个难得的好女孩，可以说无可挑剔，美丽大方，成绩优秀，尤其是语文成绩特别好，擅长写抒情散文。但是，我无法接受她。因为一则门不当户不对，不敢高攀；二则我认为谈情说爱为时过早，还是学习最重要。那时我一心只想由初中而高中到大学，最后读牛津，孤芳自赏地在那里憧憬着未来远景，做着美丽的牛津梦。还有，虽然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子，但是我潜意识里的有色眼镜，仍然固执地认为她作为富贵家庭的娇娇宝贝，必然“腹内草莽”。喜欢但又不敢爱慕，我挣扎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在日常接触中，我们一方面在学习上常交流心得体会，而另一方面，在与学习无关的其他方面严格戒备，层层设防，总是不让话题偏转到情爱方面。只要是从同学关系出发的，不管什么事，只要力所能及，我都热情帮助；但在感情上我始终不敢升华，突变。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保持一定距离，这样若即若离，她一直没猜透我的心事。
将近毕业时，她态度突变，不再缠绵，偶尔见面，她也只是冷冷一瞥。我想，她一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得知，在寒假期间，我结婚了。
早在我“三朝日”那天，父母曾给我包办过一门娃娃亲，但那女孩在年冬不幸夭折。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也庆幸自己解脱了。我向母亲请求，以后别再为我的婚事操心，等我读完书、经济独立了再考虑。母亲当面答应很好，但是过了不久，就又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非常失落，什么话也未说，懒懒地睡了一整天，饭都没有吃。我知道，二老的想法是，给幺儿娶完亲就了却了最后一桩心愿，就可以毫无愧色向列祖列宗交代，自己完成了人生“上为父母、下为儿女”的神圣任务，可以一身轻松地安度晚年；更重要的是二老认为男孩子早点成婚，家里有了根绊脚绳拴脚，就不会成为脱缰野马。但他们从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又哪里知道我的心事？！我想反抗，但是一怕不让我读书，二怕落个不孝名声，所以就想暂时搁下，等读好书后就插翅远飞。但是，我心里的小九九根本不可能瞒过母亲。年秋，正值我学习紧张，父母几次召回我商量婚事。一开始我坚决不同意，但二老态度也同样坚决，母亲尤甚。后来二老甚至为此起了争执，母亲一气之下离家走亲串友，月余不归，并说非要我去接才会回家，我只好暂时先接回母亲，待她气消后再图良策。哪知她老人家的目的是动员力量，将血缘近的伯叔姑舅姨都接来当说客。说客们煞费苦心，讲不少故事，诸如什么秦香莲啊，什么刘恒沙月下休妻啊，什么丑媳是镇家之宝啊……我总是默不作声听而不闻。姨妈没讲任何故事，直接了当地说，“自古至今，凡是有志的男人，哪个不是有几个女人，一个在家料理家务，一个随身照顾自己，你若有可能，何尝不可？……”。我承认，这是唯一打动我的结婚理由。在轮番轰炸中，我昏头昏脑地决定，暂时圆了父母的心愿，结婚；至于称心的婚恋，以后自己去追寻。谁知这一念之差，到头来还是害人害己。解放后婚姻法强调一夫一妻制，提倡自由恋爱，我无法抵制对自由恋爱的向往，无法容忍没有情爱的婚姻，提出离婚，与前妻和平分手。前妻离婚后的日子倒是和当初设计的一样，继续在我老家料理家务，带着孩子跟爷爷奶奶一起过。但让我痛心的是，我给子女过早留下了感情内伤。年轻时的我，为了自己情感上的追求，逃避了对子女的教养之责，在子女面前我不是称职的父亲。最为可恨的是，由于我在政治上蒙冤，累及子女，让他们受到了株连。在那荒唐的岁月里，“社会关系不好”的子女，是读书无门的，即使品学兼优，也至多是“准予报考，不予录取”了之。童子何罪？虽然总理提出“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也只是对这类孩子起到个心理安慰作用，实际又能有多少孩子没被出生拖累呢？他们姐弟二人从小聪敏好学，成绩优异，但最终也与很多同龄同类的孩子一样，过早失去求学机会，断送了一生前途，窝在了农村。
二老这一极其愚蠢的决定，虽曰爱之，实则害之，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种下了人生的苦果。如今时过境迁，伤痕犹在，每静坐沉思，仍无限伤怀。
初中毕业后我被保送湖北省立四高，那位女同学考进省立第四女子高中，我在恩施见过她一面，她的言谈中五味俱全，搞得我十分尴尬，无地自容。好在最后还是互道珍重，在微笑中握手道别。这是最后一次握手，后来即无片纸往来。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也不知她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如果留在大陆，她是否能挺过历次的政治运动？
如烟往事情悠悠，梦境重温何处求？
雨露润珠珠更艳，孤灯独坐平添愁。
（亚立注：后来在跟父亲聊天时探究到，这位女生叫陈润珠，是当时宜都县县长的女儿，福建人，长得很漂亮。陈润珠之漂亮、有气质、之身世，我从爸爸的老同学黄文锦妈妈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但是黄妈妈表示，不知道她跟爸爸有过这么一段儿故事。）
有三个我亲历的花絮，与抗日战争有关，值得记述一下。
其一。年春夏之交，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二姐家附近，地名叫母猪窝，在一条山林小路上，恰逢日本兵与国民党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我那时年轻胆大，好奇心强，躲在一个石头缝里看。日本鬼子不到十人，一挺重机枪架着打，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国民党一个连队一百多人全部阵亡。战场沉寂后，我跨过死人堆，从那条必经的小路，惊慌失措地跑到二姐家。二姐一家人都大为吃惊，他们也耳闻目睹了刚才那场战斗，没想到我会从那里跑回来。
其二。也是在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幺姐夫神秘兮兮地找到我，问我有没有胆量跟他一起去“玩一把”？原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背篓手榴弹，要我跟他一起去炸日本人的兵营！幺姐夫当时也就二十多点儿岁数，很有点“愣头青”的味道，因为会打猎，所以特别爱枪，而且枪法特别好，他能把一颗鸡蛋扔上天，凌空一枪打碎它。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附近，国民党部队溃逃时，丢下了不少枪支，也不知他到底捡了多少枝枪，反正是这个山旮旯里藏一枝，那个石头缝里藏一枝，仗着地形熟，躲在这山上冲日本鬼子放一枪就跑，跑到那山上再放一枪，搅得日本鬼子恼火不已，又无可奈何。后来日本兵一个小队驻扎在一座险峰下的民房里，三面环山，看似易守难攻，恰恰暴露了一个重要弱点：那座房子背靠一壁悬崖，看起来没有上山的路，但是难不倒我们当地人。幺姐夫的计划是，晚上从悬崖顶上把那一背篓手榴弹倒下去，把日本鬼子一锅端掉。正筹划时，被精明的父亲知道了，把我俩一顿狠骂，这事儿就这么黄了。我的抗日游击战，就这么胎死腹中。
关于幺姐夫，不妨再交待一下他的结局。由于嗜枪如命，又没有一点政治头脑，终于丧命在这个爱好上。年家乡解放后，政府收缴枪支，他在山岩中藏的枪舍不得交出去，于是工作组对他用刑，吊着打，他被打得吃不住了就指出一个藏枪处，再打再指，直到最后枪交完，人也被打死了。
其三。年农历五月，我和同学鲜于景惠回家，在小溪口（熊渡往上）的草纸厂，遇见一个日本逃兵，背靠墙壁，步枪竖在旁边。事出突然，三人都惊呆了。日本兵警惕地盯着我们，随手捡起一个土坷垃，举过头，在身后墙上背着写字：你们是学生吗？我们摇头，他也摇头表示不信，接着写：我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我反战。我饿了，有吃的吗？
大阪大学毕业，父亲战死后他填补上。
我和同学找到附近的农家，给他找来一碗饭吃，他十分感激。我们同时也让人报告了乡公所。国民党乡公所派了好些人过来抓他，他没有反抗，但是提出要到村里各家致谢。乡公所的人捆着他，他挨家挨户地鞠躬致谢。
1.年日军南犯，国军损失大，父亲在家附近被抓壮丁，到了毛湖淌附近的白马溪，晚上露营，父亲身边的岗哨酣睡，另一岗哨较远，就逃了，往树林深处跑，遇老虎睡觉，轻手轻脚逃跑，在一棵棕树上靠着睡觉，天亮找到一农家，跟老婆婆说起舅舅周XX，找到舅舅，舅舅带着我在山上躲了两天，后由爷爷把我接回去。
一姓杨的女生，大我几岁，高几届，初中毕业到重庆考电信学校，发现是军统，逃了。
洗帐子捞鱼，初中。
3.求学四高（上）年夏，我初中毕业。
毕业时，我的成绩总分居全校第二，属保送升学对象，可是保送通知单迟迟不到，大多数同学都先后去了湖北战时省会——恩施。我急得拿不定主意：赴恩施吧，没有旅费；长期等着吧，怕日久生变。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赴恩施，于是请求父亲筹集旅费。
筹集旅费谈何容易啊！那时候，我们家已是一贫如洗，生活十分困难，除了能吃点苞谷饭外，菜里不放油盐已成常有之事。要想筹足到恩施的旅费，其困难之大，也就可想而知。父亲东山跑、西山跑、求亲朋，几天过去了毫无收获。幸运的是舅父家两位表哥养着六头骡子，长年在五峰、松滋、公安一带帮人驮运货物，家里经济较为宽裕，他们借给我们一点钱，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仍不够数，父亲又向远房姑妈张家借来了一匹手工织成的粗纱白布，叫我带着，到时候卖布换钱。我收拾好自己的被子衣物书籍，打好背包约三十来斤，脚穿草鞋，头戴斗笠，背着背包，与几个同学于八月上旬启程赴恩施。爬高山，穿峡谷，起早贪黑，不顾疲劳，行程七百余里，终于一个星期后走到目的地。
恩施县城位于群山环抱的一片平原，东面地势较低，其他几面是崇山峻岭，清江经平原正中穿过，自然风光极为优美。盆地上土壤肥沃，是块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居住在这里的农民一般都生活较好，我们到时农民正在收割稻谷。恩施的老街全在清江北岸，仅仅两条街道，房子大多数是老式的板壁屋，省府搬去设在清江南岸，新建了很多房子，多为机关学校，也架起了一座横跨清江的木桥，桥上可通汽车。一条土公路东至巴东，西到鹤峰、利川，这是唯一的运输干道，此外则靠人背骡子驮。旧中国的汽油柴油全靠进口，因此汽车公司以木炭做燃料，遇上一点小坡就得靠人力推，时速不过二十公里，就是这样落后的玩意儿，在我和我的同学看来也算是开了眼界。过去只是听说过，或者从书本上知道一点，终于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可谓眼福不浅。忍不住花钱坐了一小段，体验了一下，虽然谈不上舒适，我们仍然很兴奋。
在清江北岸，平原尽头的群山脚下有一个军用飞机场，当时盟军第十四航空队有一部分空军就驻扎于此，每次出击，飞机多半从这里起飞。著名的鄂西会战，起因就是日军受到来自于恩施机场的威胁，企图占领恩施。
我们到恩施的时间已是下午。人生地不熟，我们只好在北门外找了家私人旅馆暂时住下。这家旅馆一天的食宿费要顶我们平时十几天的生活费，也就是说，超出我们实际承受能力的十几倍。次日听人说，公家办有民享社，吃住都很便宜，特别是学生去住更优惠，进一步打听到柿子坝民享社还有不少空铺，我们很快跑到柿子坝民享社办了个住宿手续，顺利地入住了。房内一切都很简陋，但很干净。这对于我们穷学生来说就算很不错了。住一夜只要当时国民党法币五分钱；吃饭则分高中低档，高中档的是白米饭，自己可以随意增加菜，跟私人馆子一样，低档次的是每份一钵苞谷饭，一碗汤有几块豆腐和几片菜叶，一餐只需五分钱。高中档的我们是不敢问津的，一日三餐吃低档饭，仍然吃得很香，事实上比我在家吃的还强点，汤里面放了盐和酱油，面上还能看到几个绿豆大的油圈圈，在家是经常吃不到油盐的。
食宿虽然初步安顿下来了，还得迅速打听各校招生时间及有关情况。我们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外，其余时间全花在探听消息上，硬着头皮盲目乱闯，找同乡熟人攀关系，天天如是，白费力气，毫无所获。认识的同学一个个先后闯出了路子，离开民享社到他们自愿报考的学校去了，与我同路同时到达的两个同学也找到了门路，到晓关高工（高工，类似于现在的职中）去了，最后还剩下我和一位枝城郊区的艾立燔同学。艾也是农家子弟，也是保送对象，我俩仍按照以前办法闯来闯去找路子，跑了一个多星期没摸到一点气，怎么办呢？一天，我们突然想到，既然我们都是保送对象，干脆闯到教育厅去，询问保送情况。
次日一大早我们到了省教育厅门口。战时的恩施，各机关门前戒备森严，盘问仔细，我们出示了所有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才被允许入内。走到传达室，传达员问我们要找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人都不认识，找谁呢？只好说我们是来询问保送分配情况的。传达员递了一张会客单叫我写廖科长，我填好后交给他，他瞄了一眼说，他一会儿会见你的。我暗自庆幸，意识到他可能误认为我是廖科长的家族后生。管他是不是，先应承下来，只要他肯帮我忙。不一会儿，传达员出来说，上午没时间，你们下午三点准时到。
我们出来后，庆幸终于摸到一点门路，像落水的人抓住根棍子一样，绝不肯错过，决定就在这附近等着，九点、十点、十一点……直到下午两点半，再进教育厅，到传达室与传达员聊了会儿，三点整，廖科长按预定时间准时来到传达室，拿着上午的会客单问谁是廖盖亚？我立即站起来躬身笑答，向他陈述来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去给你们查一下。我们二人轻手轻脚地跟他走，进了办公室他回头一看，你们怎么也跟来了？我一笑，低头没回答，一直跟他走到专管各校保送分配的廖体全股长办公桌前。
廖科长将会客单扔在桌上，对廖股长说，你查查这两个学生的保送分配情况。廖股长很快找出分配名单存根，一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本应保送分配的一个也没有，被分配的是上一届或上几届留级下来的同学，这些同学的学号在前面，就当成前十名分配了！
我愣了分把钟，不知如何开口。艾立燔同学有张飞似的性格，带着质问的口吻道：“这些人都是留级下来的，只是学号在前，成绩一个也不够，成绩够的这上面一个也没有，难道您们是按学号先后、不顾成绩好坏进行保送分配的吗？”
这下惹恼了廖股长，廖股长声色俱厉地说：“谁跟你说不管成绩好坏？要怪只能怪你们学校工作粗枝大叶，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理由在我这里闹？去问你们学校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看他下了逐客令，我急得没办法，一面拉拉艾的衣角示意他别吱声，一面向股长连连赔罪，说我们不该顶撞，更重要的是还得考虑怎样进一步说下去？迅速定下几条原则：1.态度谦卑，防止发火；2.扣住原则不放；3.倾诉从沦陷区跑出来的穷学生求学心切，困难之大，痛苦之多，让他能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以激发正义感和同情心。按照这几点，我死皮赖脸地纠缠不休，苦苦哀求，终于感动了上帝。
廖股长和缓了些，对我们说道：“我知道你们从沦陷区出来，困难很多，但是你们学校工作没做好，保送分配工作早已结束，恩施附近的学校名额已满，即使招生也招不了多少。四高的校长在这里开会，据他说他学校还要招生一百多，你们可返回四高自己报考，毕竟招的人数多点，相应的录取把握也就大些。”
我进一步请求：“既然四高招生较多，能否麻烦您给我二人办个补充保送的手续呢？我俩出生农家，没有什么背景和关系，全靠自己埋头苦读，我们若自己报考，纵然成绩考得好，也难保不会被顶包挤出门。”
看这位廖股长的年龄大概三十岁左右，可能离开学生生活的时间不长，很能理解学生的心理，我们间谈话的距离渐渐缩短，于是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道：“你要我办个补充保送通知单，绝不是我写个条子就算事的，牵扯很多方面的工作手续，你们要体会我工作上的难处。现在我可以找私人的关系帮帮你们，四高校长同我和科长都是公安闸口同乡，一直关系很好，他和科长同学多年而且是亲戚，我给你们写封介绍信，带上它绝不会比一张保送通知单差，最近我若见到他还可当面说说，保险不会成问题。我从来没给学生写过这类信，这是第一次破例，看你们从沦陷区农村跑出来，可怜你们的处境困难。”
我们千恩万谢，看他当场写下介绍信。事也凑巧，廖股长刚送我们出教育厅，就迎面碰见四高校长进门。握手寒暄后，他跟校长低声耳语了几句，只听校长说了声“没问题”，从我手中拿去介绍信看了下，随手在信后签了几个字：“杨主任，信我看过，接纳这两个学生”，并叫我们马上赶回四高参加考试，把信交给杨主任。
我们高兴地一气跑回民享社，两人决定吃一次中档的白米饭庆贺，另叫两个菜红烧肉、炒肉丝，两人狼吞虎咽，恨不得把盘子舔干净。十多天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这时才注意到，初秋的夜晚真美丽。沿江两岸，橘红的灯光在江面上倒映出粼粼波光，回应着满天的繁星。在这样的夜色中，没有杂事缠身，暂时远离战火，那种放松的情绪，即若神仙也不过如此。
次日早餐时，我们临时决定去沙湾医学院，看望初中时教过我们军训的曹教官。曹教官很随和热情，一点也不像在军训场上那样严肃可怕。我们刚问完好，他第一句话就带着责备和关心的口吻说：“你们怎么今天才来？很多同学都来找我了，我都给他们托人写信或者自己写介绍信，他们都到自己要报考的学校去了，你们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谈了到教育厅询问保送情况的经过，但是没说廖股长写介绍信以及碰见校长的情况，只说股长要我们自己去报考四高，没办法只好遵命。没想到曹教官还真热心，不是那种卖嘴皮子的，他说：“也好，我找人给你们写个介绍信。这人姓李，在宜都当过区长，跟我很有交情，他跟那位校长是同学，往来密切，他还在这里开会，今天休息，住地离我这儿很近，我这就去找他，你们坐着等一会儿。”
不到半小时，曹教官拿着信和李区长一同回来了。李区长问我们动身时间，并说如果能等两天的话，有两个工作人员要回宜都，可以四人结伴同行，路上有个照应，他俩可以把你们送到资丘。
我们俩高兴极了。李区长又告诉我们两天后会面的时间、地点，我们说了些感谢的话之后就起身告辞了。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两天里，我抽空去看望了一下正在备考第四女高的那位女同学，个中滋味，实难笔述。
第三天按李区长指定的时间地点，我们结识了两位同路人，以四天半的时间赶到了资丘，省立四高所在地。
经同乡同学帮忙，我们找了间民房住下。同班毕业的很多人已先后到此，正复习备考。吴世宦（初中毕业时，他的成绩第一）、谢辉洪均系保送对象，亦在此等候。吴是海南人，与家庭隔绝多年，没有经济来源，经申请批准，早已住进学校，食宿全由学校解决，看来他是未经考试破格入学。我将在教育厅所知情况一一告知，谢听了火冒三丈。我说发火也无济于事，要知道我们在教育厅苦苦哀求差点流泪也没顶事，谢决定马上回学校说明教育厅分配情况，要求学校出面。结果学校再次呈送了一份保送名册，在即将进考场前夕，杨主任告诉我，保送通知单已经送到学校。几名保送生一下子轻松了。也难怪如此紧张，四高招生两百名，报名参加考试的八百余人，六百人将要落榜，我总算在不顺利的过程中顺利地进入了高一级学校。对教育厅那两位同姓的科长股长未曾表达感激之情，至今仍深觉惭愧。
在入学军训期间，一天有个工友叫我，说是校长有请。我同校长只在教育厅门口见过一面，他怎么会记得我的名字呢？我也没有犯什么错啊？胡思乱想间走到了他办公室。一进门他即开口道：“你是宜都人吧？你同二年级王亚龙回去一趟，帮学校聘请一位文科老师，这位老师名叫张季权，据说他住在离宜都中学不远的农村拖溪，具体住址你们去找，聘书和旅费已经交给王亚龙，你们商量准备下，明天就走。”
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高兴有三：一是校长脑子里有了我，有点得意；二是可以逃避艰苦的军事训练；三是最重要的，说不定可以搞点小动作。我知道，学校聘请的新老师可以带一到三个学生免试入学，但必须是直系亲属，后来执行得走了样，只要是亲戚也可以，没管什么直系旁系，我所说的小动作就是这方面的。同届毕业的同学有不少落榜在家，刘维新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我关系很好，家庭也有来往，招生考试时，他高烧四十度，最终落榜，现在如能拉他一把，岂非积德之事？在回宜都的途中，我将自己想法说出来，征得了王亚龙的同意。
张季权先生是从沙市逃难出来的，全家十几口，住在拖溪的有两个夫人，一个儿子二十来岁，两个女儿十来岁，都没有工作，生活特别困难，儿子初中未读完，两个女儿小学未毕业就失学了。我、王亚龙和刘维新带着二十来斤礼物（六斤多重的一个猪后坐，六斤面条，五斤白酒，三斤红糖）来到张老师家时，张家正在开饭，六人围在一桌，桌上只有一只菜碗，清炒辣椒，估计连油盐都没有放，每人的饭碗里也都没什么白米。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将聘书递给了张老师。张老师细细地阅看聘书，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一家人也都围拢过来。张老师告诉我们，这张聘书对他而言简直是绝处逢生。他一家逃难出来多年，坐吃山空，典当度日，随身带出来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开始在吃野菜度日了。亚龙把旅费交给了张老师，刘维新将礼物送上来展开，我们表示，这些礼物一方面代表宜都同学给张老师送行，另一方面代表四高同学欢迎老师。张老师热情地留我们吃饭，用我们带来的礼物，两位师母麻利地整好了酒席。席间，我们告诉张老师关于新聘教师可带学生的土政策，问他有没有要带的学生？张老师自己的儿女不符合条件，没有其他学生可带，我们就请求他帮忙，以亲戚的名义把刘维新带去。老先生十分理解年轻人失学的痛苦，很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刘维新果然就插班入学了。
与我们这些没参加考试就入学的同学而言，更多的学子是经过激烈竞争而入学的，那种激烈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高考。
抗战时期湖北划分为八个战区，国民政府为了开展国民教育、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决定在每个战区建立一所普通高中和一所师范学校。四高是属于第四战区（荆州地区）的学校，它建校于抗战中期的年，起初建校于松滋县街河市苦竹寺，到年时，日本侵略军一年两次南犯，四高也无法在原地呆下去了，全校师生便逃难到长阳资丘，借住于西湾半山腰里的一家民房。
这里是老山区，没有平原丘陵，只有高山峡谷，清江弯弯曲曲地穿过巴山峡谷向东流去。每遇天气阴霾，雾霾笼罩着峡谷，就像天塌下似的，这里倒也极为安静，除了长年潺潺流水声和山林鸟叫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嘈杂声音。最重要的是，听不到枪炮声。一到夜晚，到处都是寂静无声，静得可怕。要是剃发为僧，出家修行，这里倒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潜心攻读，啃啃书本，这里也是十分理想的。只是高山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山外的世界，即使仰头望天，能看见的天也不大。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都很安于现实，一年四季乃至一生所求，无非是大豆苞谷土豆，此外别无所求，更不知山外还有天。可是农民们对贺龙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一旦激发了他们的谈话兴趣，可以滔滔不绝谈出很多关于贺龙的故事。原来贺龙在湘鄂西边区闹革命时，曾在大地主李同章屋里驻扎过很长时间，在这里领导农民闹革命。我们学校住的房子也正是当年贺龙住过的房子。房主不仅是大地主，还是当权派，是长阳县的参议长。我们同学四百多人，教室寝室都安排在这一栋房子里，并不感到十分拥挤，可见房子之大。只是前面的场地太小，仅够四百人集合站队，至于军训、体育课是无法开展的，早操也同样停止举行。我们一些爱好篮球运动的人，要是发了球瘾，只好下山到清江河畔，借石门炮台驻军的球场过把瘾。学校生活十分艰苦，长年吃的是火炕籽苞谷饭，菜呢，不是“镶边洋芋”（亚立注：带皮土豆）就是水煮大豆，有钱的同学就买白米饭吃，山脚下有两家饭馆和炸油条的，他们先把饭蒸熟、油条炸好，等到我们开饭的时间就背到开饭场地叫卖，生意十分好，经常被抢购一空。不过我很少参与抢购，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老老实实啃免费供应的苞谷饭。
四高当时是全公费学校，不仅吃饭不要钱，四季服装也照发，要不是这样，我们哪有钱读高中啊！当时是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陈诚主张公费办学的，也就算是他的一点德政吧！不管他内心是如何考虑的，客观上是起了好的作用，不然的话，解放后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无疑将是知识断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应该感谢他。
四高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学生，他阁下对我们的英语抓得特别紧，每天早上升旗仪式后，总要点一两个人背诵英语课文，升旗时是我们一天中精神最紧张的时刻，一个个站在队列里默不作声，头不敢抬，眼不敢平视，屏着呼吸，心脏乱跳，谁都害怕被点到名又背不好，当众出丑挨训，如果被点名两次背不好，那就不是挨训的问题了，而是要当众罚跪，更是难堪。有些人平时背诵得烂熟，一被点到名，思想突然紧张，背得结结巴巴，也难免挨训。这样的紧张空气一直持续到他点到一个人背诵时，其他人才松口气，直到队伍解散，才算真正解除警报。
正因如此，同学们对英语课不敢有丝毫放松，每晚入睡前的几分钟都利用上了。一进寝室，感到特别安静，没有任何嘈杂声音，也没有闲扯谈心的，都在默默背诵英语，直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也偎在被窝里背英语。我也曾经被点过一次名。运气不错，点到我背的恰是我背得最熟的一课，我流利地背完了全课文，受到了校长当众表扬，以后再也没点我背过英语了。同学们大都摸透了校长的规律，如果你在他面前第一炮没打响，他会死死记住你的名字，每隔几天就要点你一次，直到你背得很流利才肯罢休，否则是难以脱身的。这位校长对老师的看待也不一样，特别器重英语老师，几个英语老师教得更起劲，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严，老师们可能也是怕自己所教的学生被喊到队前当面出丑自己脸上不光彩。在那几年里，湖北省各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英语最强的要数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少人进了大学英语系。我也考过外语系，英语成绩并不差，只因史、地、生丢分太多，加上录取比例又太小，故失之交臂。解放后英语停办，改学俄语，我又改学数学专业，英语也就丢得一干二净。
这期间有一个花絮：在离家几十里路的两河口，有一个大户人家，文化不高，但是自命清高，自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鸿儒谈笑没机会，但又不愿意与白丁来往，于是我们这种半吊子秀才就成了他的座上客。谈笑不是重点，重点是打花牌。每年放假期间，我和哥哥都要去他家住几天，打牌赢点小钱补贴家用。大概是年冬天，我和哥哥赢了钱回家，走了不到十里地，遇见一队国民党兵抓壮丁，二话不说，把我们俩都抓住了，非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要我们当兵“共赴国难”，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是学生，毕业后会发挥更大作用，那支部队的小头头大喜，说正好给他当传令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们很害怕，但是好在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地形熟悉，我们假装顺从，随他们到了驻地。他们的驻地，恰好是我们认识的一家农民，晚上我们吃完饭假装睡觉，深夜翻窗逃了出来，一口气跑了几里地，躲到附近舅舅家，才喘了一口气。
2.年寒假，大爹被抓壮丁，我到宜都去换他，半路遇见他回来了。一个认识的官把他放了。
3.四高校长张XX，公安人；后任校长周XX，黄瑞，劳改农场遇见了。
4.盐巴。日军南犯，学校逃到潘家湾，我是学生大队长，带学生买盐，曾经给附近农家，恰好是本家大妈，送盐，吃肉，她女儿办事，我送斤盐，大人情。
四高的军训课一周两次，打过枪。教官有团级干部——意外。共有5个军训教官。四高有条枪。2学生在农家洗澡，遇见2兵去采购，乱翻，打起来，一兵回去叫来一个排，包围了学校，在山上架起了机枪。教官集合队伍对峙。一个松滋的同学迂回上山，跳下来把机枪夺了。没打起来，双方领导出面谈和。驻军请学生吃了一顿。
4.求学四高（下）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八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挨冻受饿的人们来说，岂是“度日如年”能形容的？
随着胜利的到来，逃难到大后方的各机关、学校纷纷返回原地。四高也不例外，于年寒假后迁往荆州古城。由于迁校，学校提前放假并推迟开学，一个多月的寒假生活，我走亲访友，玩得十分开心。
正月中旬，宜都籍的四高同学四五十人，加上四师同学，近百人集合于陆城，有的住旅社，有的投宿于亲友家，我住在亚龙家。次日一同乘坐轮船东下。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轮船，感到特别新鲜。我们乘坐的是一条很旧的船，拖着一条木驳船，马力也不足，行驶很慢。不过在那时，就是这样的船也不可多得，沿途停靠，每个码头都有同学上船，到沙市时，船上的学生达到三百多人。
我们扛着行李背包踏上沙市地面时，街道两边出现不少围观群众。倒不是夹道欢迎，而是专门赶来看看从大后方回来的一群叫花子学生什么模样。的确，我们的穿着打扮他们没见过，好奇是不足为怪的。至于同学们，个个神色自若，行动潇洒大方，仿佛是凯旋而归的英雄，日本鬼子是我们赶走的一样。
有钱的同学都住进了旅社，打算在沙市逛几天再入学，没钱的同学则无心观看沙市市容，必须尽快赶往荆州古城，到校报到注册，否则无法解决食宿问题。
古城绝非我们想象中的古城那么美丽壮观，相反，满眼都是断壁颓垣，瓦砾成堆。日寇的罪孽在荆州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学校尚无配套的校舍，寝室是一座破庙宇（亚立注：经查找资料，确信是开元观），教室借住于北门天主教堂。我们几个是最先到校的，校工们正抓紧摆床铺。老师们还没有正式上班，伙房也没有开伙，一切都没理顺，我们各自找了张床铺，晚上不用住旅社，可以省下一些费用，但是吃饭还得到外面餐馆就餐。
晚上我们几个躺在床上商量，看来正式上课还得几天，我们不妨借这个机会熟悉一下环境，逛一逛荆州城，游一游沙市。历史上有名的古荆州，我们从书本上或传说中知道一些，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得亲眼看个究竟。
我们先到城内大街小巷无目的乱逛，街道上很冷清，外逃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回城，先回来的净是些贫民，多数是小摊小贩，繁华点的地方也有几家头号开业了，街道两旁的房子大多是一层的平房，偶尔碰见楼房也是木柱支撑起的，要是见到刚建的水泥房子，不用问，一定是洋人的教堂。不过中式房子也别有风味，有些房子很有讲究，可能是历代王朝的仕宦之家，装潢别致、古香古色。城内居住的人多数是汉、满，也有少数是回族。从语言服饰以至生活习惯看，已经分不清什么族了，几乎全部汉化了。有一个特征可准确无误地认清某家是否满族：如果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没有裹脚，不用问，这家是满族无疑。因为缠足是过去种族歧视留下的痕迹，满族女人是不缠足的。
我们走向北正街，哪里像个街道啊！只零零星星有几栋破旧不堪的房子，两旁废墟中长满各种杂草，但看得出过去是条整齐繁华的街道，是受战争破坏才成如此面貌的。我们登上北门城楼，胸襟豁然开朗，感到心旷神怡。放眼四周，无边无际。对于我们这群长期生长在山沟沟里的青年人来说，突然置身于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心情激动思绪万千也是很自然的。城的外围，田连阡陌，沟壑纵横，可惜如此肥沃良田无人耕种，全部荒芜。田间杂草丛生，芦苇成林；遥望远方，均见几处炊烟缭绕，定是芦苇深处有人家。脚底下的城墙好像一条巨龙盘踞在这辽阔的大平原上，显得那么安详，那么无畏无惧。它虽然久经风霜，饱受战争创伤，而今雄姿犹在，锐气尚存。
经几天漫游，我们跑遍了沙市，尤其是荆州城的大街小巷，繁华闹市与僻静胡同无所不到，凡是没玩过没见过的，都要去开开眼。我们同游的都是宜都同学，有的出生于农村，也有出生于县城的，共同感到收获巨大的是，第一次看到了电影。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放映的片子是风流天子，也叫游龙戏凤，大意是乾隆皇帝游江南的风流韵事，我们看得不知有多得意，可见旧中国是多么落后，一个高中快毕业的学生才第一次看电影，如今一个幼儿眼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在剧场也再一次领教了国民党兵的涣散军纪。我们在剧场门口买票时，看见几个国民党伤兵，有的拄拐，有的挂胳膊，有的绷带缠头，正在那儿跟收门票的吵吵闹闹，一个四川兵在那里大吼大叫：“龟儿子！老子们在前线流血受伤，看你个电影你还要钱？”原来他们想看霸王戏。守门的估计也是见多了，不依不饶，一定要票，双方互不相让。我们赶紧买票入场，没有围观。后来那几个伤兵也进场了，不知买票没有。但是在放映中场，突然来了几个宪兵，没费劲就把几个伤兵抓走了。
以后各文艺场所陆续成立，沙市京剧院、沙市汉剧院、荆州汉剧院均先后开业，我们这些久居深山的青年学生，该多渴望生活中能有点文化生活的调剂啊，因此一有机会就到剧院看戏，不少人竟成了荆州汉剧院的常客。
剧院离我们寝室很近，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清脆的京胡声，让人难以入睡。索性每天下晚自习后我们就直奔汉剧院，看完压台戏后再回寝室。这样一来，看戏成了我们一天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一向爱好篮球的人，也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我们每天除了上课外，下午总是三五成群地逛街散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影响，谈情说爱之事也悄悄地渗透到生活中来，无形之中放松了学习。
古人说得好，求学之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确如此，我的成绩在班上已堕落到中游水平。静坐沉思时，我感到无限惶恐。美丽的牛津梦已经绝望，甚至大学之门也难以敲开了。怎么办？无所适从。重新扎进学习的海洋，似乎为时已晚，早已留下不少知识漏洞，而且外来干扰又无法彻底杜绝。
正当我惶恐不安的时候，同班同学邓长庆看透了我的心思。一天下午没课，邓约我到北门城楼去散步。我们谈心，谈理想，谈毕业后的打算。我弹了一曲悲歌“前途渺茫，今生已矣，主观上成绩下滑，行将跌入深渊；客观上，家贫如洗，到武汉的旅费都难以筹齐，两者相加，其结果等于无法进大学之门”。他说他决定投考国立师范学院，并表现出信心百倍、把握十足。我感到很惊奇，他是否头脑发热？尽管我的学习滑坡也比他强，他怎么会信心十足、口出狂言？
他说：“你我都出生农家，家境贫穷，没有后台。当今世道，无钱无人是难办事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与其在这里悲观叹气，不如聪明点、世故点，找点关系，为我所用。”这下把我搞得更糊涂了。
他紧接着说：“你知道教我们英语的卢老师及三丙班英语老师（国师外语系主任）的身份吗？他们都是青年党的主要负责人，国师教授中，大多数是该党成员，外语系更多。要是我们能钻进去，考取国师有绝对的把握。且该党的政治主张亲英，毕业后留英的可能性也很大。”
他说完这段话，我猛地一惊，回头注视他好一会儿才说：“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从何而来？我只知道有共产党、国民党，不晓得有这个党。我总觉得国共两党互打互骂，中国人打中国人，到头来是泥巴腿子遭殃，最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把这些看穿了，不管你参加什么党派，总得为他们所信奉的主义去奋斗，去搞勾心斗角，对于这些我确实不太感兴趣……”
他反驳我说：“青年党的成员绝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些人。青年党的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教授、科学家、专家学者、社会贤达人士，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主张用武力去自相残杀，而是要通过议会形式去解决问题。”
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这个组织？”
他毫不避讳地点点头道：“是的，我已经加入了，也希望你考虑考虑，若有意加入，我可引荐，但目前保密，不可向他人泄露。”
晚上我脑子里思潮起伏，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福耶？祸耶？孰能未卜先知？是否会给未来埋下祸根？也许是临近绝望时的一线曙光，为了升学需要，我决定，祸福就此一举。次日在邓的引荐下，我走进了卢老师家。
邓说明来意，卢老师什么也没说，当即同意，让我当场填写了一张表，既没有举行什么庄严的宣誓仪式，也没说有无预备期，大概就算我是正式成员之一了。
此后，我常常以这种特殊关系的身份，无拘无束地出入卢老师家，有时没钱了也可以直接找他太太去拿，生活也一度充实了些，不再那样悲观丧气。但这仅仅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过了不久，顺利考完毕业考试，毕业会餐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有的到上海，多数到武汉，也有无旅费启程的人回了家。我独自留住学校复习备考，在国师报了英语系和音乐系。英语考试并不差，只因史、地、生丢分太多，被拒之门外。凭着这种关系报考国师的考生无一被录取，包括当时很有把握的邓君，也同样落榜。我们上当受骗了，不仅没能考取学校，而且这一念之差，给我们的后半辈子铸成了极大灾难。
在这期间有几个花絮。
花絮1：我毕业那年，在荆州，四高也多次卷入“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为此，校长被更换了。新校长在就职大会上牛皮哄哄地宣称自己是蒋经国亲自派来的，跟蒋公子关系如何如何亲密，警告学生们要老实。结果反而更惹恼了学生，晚上，学生闹事包围了校长寓所要求谈判，校长施了个缓兵之计，承诺明早给学生满意答复，结果连夜逃走，再也没回来。
花絮2：年放暑假，我们到沙市码头坐船回宜都。码头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突然，有人大叫：“有人落水了”，人们纷纷设法营救，有人把捆行李的绳子连接起来救人，但是哪里来得及！只见一名国民党青年军官迅速脱掉外衣，纵身跳进江里，可惜，江水太急，他跳下去没多久，也沉下去了。
花絮3：我在打篮球时认识了一位朋友，姓李，不让我知道他叫什么，让我就管他叫李大哥。李大哥很神奇，有一次带我去茶馆喝茶，不知道他做了几个什么动作，茶钱就给免了，茶博士还倒给他拿了几块银元放在茶盘里。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以后熟了，慢慢打听到他的一些故事。原来他曾经是军统特务！他在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后离队了。那次任务，是刺杀他的好朋友，沦陷区的一名日伪乡长。他在乡长家刺死对方后，出门还遇见了乡长的媳妇抱着孩子，寒暄几句才逃离。也许是因为身份暴露，或者是因为刺杀朋友的心结难消，他后来离队了。
花絮4：我们上高中时最能拢住我们的，不是文化课老师，而是军训教官。教我们的军训教官是十八军下来的一个机枪连副连长，姓黄。黄教官是湖北浠水人，个子不高，正课时间还好，课余时间满嘴粗话。之所以能拢住我们，是因为他带我们打架。一听说谁在外面受了欺负，他二话不说，吹哨子集合，带我们出去打架，并且按照战术要求，谁守在哪里负责抄后路，谁负责打前锋，谁负责警戒巡警，安排得十分周密。他过了指挥打仗的瘾，我们也过了打仗的瘾。
还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某晚，不知怎么回事，男生宿舍集体梦魇，一群人不知怎么就都到宿舍外面了，低声吼叫，情形十分恐怖。负责生活的老师推醒这个推醒那个，怎么也不够手，后来黄教官来了，猛吹一声哨子，大叫集合！奇迹发生了，乱糟糟的人群，居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黄教官下达解散就寝的命令，大家就都回宿舍睡觉去了。我是最早被生活老师推醒的，但我肯定，有不少人是睡着出来、睡着回去的。黄教官的哨子，对我们很有号召力。
军统朋友。观音寺小学总务科职员，邵伯川。牙齿拉动六辆汽车，百十来斤的米不用人抬，用牙齿叼着称重。在茶馆喝茶别人倒给他给钱。三教九流都熟悉，在馆子吃饭不要钱。
5.初为人师年，我考大学落榜。落榜后，我思想极度苦闷。回家无颜见江东父老，工作不得其门而入，难道我就在外面流浪漂泊度日吗？正在一筹莫展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张季全先生的儿子此时在江陵县府工作，他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当小学教师。尽管当时很多人认为教小学是人生的“末路”，为了活下去，为了眼前生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即使是末路也要暂作栖身。
与我同时受聘的还有同班毕业的同乡同学白传贵。年夏天，我和白传贵背着行李奔赴观音寺小学。这次受聘，奠定了我的终身职业——教师。
观音寺小学位于长江岸边的观音寺小镇，在沙市下十五公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棉花稻谷花生芝麻，农民生活一般比较富裕。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大部分土地荒芜，大片大片的杂草和芦苇，昔日的良田而今成了兔子、野鸡野鸭野羊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漫步在两旁长满杂草的小道上，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惊动的兔子野鸡吓一跳。农民们每到冬闲季节，就成群结队地外出渔猎，每天都会有收获。所获之物，除了自己享用部分以外，大部分拿到镇上或到沙市去卖，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在这些人家做客，餐桌上野味是少不了的。
观音寺小学规模不大，但在一个小乡镇上来说，还算可观。全校大约四百学生，分几个班级。除高年级四个班外，其余中低年级全系复式班（一二年级在同一教室上课）。师资阵容很不整齐，没有一个正规的师范毕业生，大多数是读了几年私塾的老夫子，旧学造诣也不深，个别夫子根本不能提笔写东西，教学能力只够教孩子认几个字。教导主任只能教教语文，勉强教教历史地理。我和白传贵一到任就被分配为六年级两个班的班主任，凡那些老师不能胜任的课程，都不得不由我俩全部包下来。除了包下高年级算术、自然课以外，学校的体音美两人均摊，在学生眼里我们是全能老师，加上我们俩年轻，思想感情上比较容易接近，爱好也有些相似，在课堂外我们从不摆老师的架子，所以我们俩不仅是学生的老师，更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什么知心话都愿意向我们透露。这些学生由于生长在敌占区，长期失学，绝大部分是超龄生，在文化程度方面虽然是读小学，年岁上早已不能称为童年或少年，有好几个早已当了爸爸。要是有学前班，都可能出现父子同学。所以他们的思想感情、言行举止完全不同于童年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无邪，社会上的那些东西，正在他们的脑子里萌生，有些东西几乎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里的学生家长们，还保留着传统的尊师风俗，每逢初一、十五都会给老师送礼，礼品大多数是鸡蛋、花生米、鱼、鸡鸭、野味等，镇上学生送烟酒，家里富裕的送一条大前门香烟，穷点的送二到五盒，我俩一学期没买过一盒烟，学生送的都抽不完。奇怪的是，这个传统的尊师好习惯，当地的老师却没有这个口福，只有我们吃不完喝不光时，他们才能沾边揩点油。我们每月工资二十多元钱，从不感到经济上困难，因为生活所需不用掏一分钱，有时到沙市逛逛才用点钱。甚至，有时候应几个同学所约去沙市，或是偶然同道，吃喝玩住也都有学生抢着付钱。学生中有部分人是商号小老板，有的是钱。
一学期的教学生涯倒也感到很舒心，我对这项职业也有了些感情。特别是与同学之间产生了真的感情，真是有些舍不得离开。然而为了自己的前途，以及当地的社会情况之复杂，又不能不离开。当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鄂北有些县市已是解放区了，有的地方是拉锯战地区，沙市外围更为复杂，有国民党乡公所地方政权和部队，有青红帮的这部那部，说直接点就是土匪，很可能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所以一到夜晚就听到枪声，有时还用到轻机枪，究竟是谁打谁，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问当地的老师，他们一个个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当地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也是身份不明，行动诡异，怀揣手枪，一放学就走了，从不在学校过夜，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守学校的任务总是落在我们两个外地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身上。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促使我们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学期刚结束，我们就办好离校手续，高年级不少学生自发地把我们送到沙市，有的买船票，有的找旅社安排住宿，有的买礼品，一切安排就绪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不少同学还流泪了，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也久久难以平静。
年初，我回到宜都。回宜都后找工作倒没为难。在一些同学的关心下，我一连接到了三张聘书，即陆城、聂河、肖家隘，最终我选择了肖家隘。我认为陆城、聂河都是市镇，不安静，不利于自己学习，尤其是陆城，有不少同学在那里，其中有好几个特别爱玩爱吆喝，必然会影响我的自修。
过完春节，肖家隘小学派来工友接我到校。该校只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小学同学邓亚载，现在的教导主任；一个是高中同届毕业的同学唐万炳，彼此关系很好。唐任六下班主任，我任六上班主任，我每天除了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外，其余时间大部用于自学，我信心十足地认为，被国师拒之门外，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未尝不能大器晚成。回忆起当时这种心态，似乎有点狂妄，不过经过几学期的潜心自修复习，各门课程确实有很大收获。
正准备49年夏天再次参加考试，恰好又逢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不到暑假，武汉解放，到暑假时，宜都解放，各高校停止招生。下一步往何处去令人犹豫难决。跟国民党跑是绝非上策，我自幼就恨透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腐败无能，尤其是那些官吏们的走狗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可是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我又一无所知，头脑里或多或少有一点国民党宣传的影响，感到有些害怕。转而一想，整个中国都要变天了，国民党的腿再长也跑不远，同时大片解放区的人民不也生活下来了吗？我又没在国民党任过一官半职，区区小学教员，又何惧之有呢？决定在家等等看。
我的家乡白家埫解放时，经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国民党败退到五峰和五峰与潘家湾交界一带，企图死守，解放军则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很快潘家湾全境解放，五峰相继大部解放。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识时务者或起义或投降，誓死顽抗者则被击毙。几天后解放军一部继续南下，一部进军大西南，宜都成了解放区的大后方了。
大地恢复了平静。解放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既无官吏叫嚣，也无兵痞横行，真是换了新天地。然而共产党解放军究竟如何看待我们这些人呢？我多少有些疑虑，于是就到原工作单位看看情况。校内除了撕下了蒋介石的肖像，其他一切完好如初，所有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是国民党军在这住过，恐怕早就搞得乱七八糟了，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还真不是光嘴上说的，实情确实如此。我从内心深处增强了对解放军的信任。随后我又转到附近同事家，正好遇上一位随军南下的东北人，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向我们宣讲了党的各项政策。他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事，对“团结、教育、改造”讲得特别透彻。我们更是听得入神。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拨开了浓雾，清除了疑团。我过去的生活除了读书和工作之外，全凭着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玩或打球、唱歌，或与好友说说笑笑，对于政治问题从来不感兴趣，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官。我们听了区府工作人员的谈话后，开始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打问号，特别是他在宣讲中着重说明的“人不能在真空中生活，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不左不右，骑墙是不可能的。”从此我决心跟党走。
邓献卿之子邓楚才（邓宗号，比父亲大两岁）与父亲在私塾、初中同学，后考取黄埔军校，年，约父亲同去台湾。
快开学时，我提前到校，当时有几个同事报名参加宜昌革干学习，我认为是好机会，参加学习可以懂得更多革命道理。当时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说，不批准你去，留下与张朝正老师筹备开学，也是革命的需要。党叫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这才是革命的好同志。我们很快就安下心来，一股劲地筹备开学事宜，每天走乡串户，动员学生上学。开学不久，不知是什么原因，教育科中途通知学校停办，老师们则另行分配工作。张朝正调松木坪任校长，我调潘家湾小学任教导主任。
在潘家湾小学这段时间，我的工作量很重，除了本职工作，校长分内的工作也大部分留给我了。因为校长经常在外参加搞中心工作，而我呢，除了组织领导搞好学校全部工作外，还要团结社会中心工作搞好宣传。学校师生和学校所在村的社会青年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附近两个村各有一个宣传队，三个宣传队的业务辅导又落到了我的肩上，一下子我又成了没学过导演知识的“导演”。当时，在那偏僻山乡，全区老师中只有我算是对文艺常识知道得比较多一点的。一个不合格的导演向一群从没上过舞台、甚至没看过文明戏的山民去说戏，难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他们热情高，劲头大，肯下死功夫，一个个的台词都背得很熟。一经排练，哪里像演戏，简直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你一段我一段地轮流背台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举手投足，都得一个一个一遍又一遍地去教或纠正，至于感情的投入和进入角色更是费劲。也真是应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老话，在我这个外行导演的指导下，后来还真有几个演员在演悲剧时自己能掉下眼泪，激起观众的悲愤，演喜剧的能逗得观众开怀大笑，搏得掌声与喝彩。这对我来说是很欣慰的。后来，离学校五六十里路远的村剧团也派人来校请我去导戏。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没享受过星期天的轻松，星期天比平常更忙，全区乡村教师都要在这集合开会学习，学政治，学业务，我是全区教联会主席责无旁贷，尤其对那些业务水平不够的教师，还得花时间认真地去辅导他们进修业务。有时难免要充当他们的老师。其中有部分教师似乎成了二道贩子，每星期天从我这里进货，再到学生中去卖。尽管工作量大大超负荷，但我从不感到苦和累，内心没有任何烦恼和私心杂念，满心只有党和工作。我为自己出生在一个一跃而为东方巨人的国度而感到无限自豪。那时候，我总爱哼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恩情啊，比山高比水长，太阳月亮比不上……”，这些声音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年9月份，因为工作需要，或者是领导认为我年轻有培养前途，保送我到湖北教育学院学习。接到电话通知后，我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再学习，次日很快向接替我工作的老师交接了一切手续。临行时全校师生和小镇上的群众热情地送我上路，不少学生流泪了，从感情上说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到教育科办好了手续，同行七人到武汉湖北教育学院。我学的是数学专业，这段学习过程中我非常努力，没有虚度时光，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做个出色的中学数学教师而学习。在武汉三镇我很少闲逛，篮球场上也难得见到我，多数时间我都在图书室或寝室学习。
年6月，我毕业分到宜都一中教数学。此时宜都一中还是一个初级中学，校名为“宜都县立初级中学”。开学前夕，教导主任找我和一同毕业分来的另一位学数学的熊XX谈话，让我们各担任一个二上重点班的班主任，分担全校的几何课。当时我暗想，又不是大学数学系，怎么分这么细呢？我没说出来，也没推辞，愉快地接受了安排。
当时在一千多学生中流传着“几何几何，挤破脑壳”的说法，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几何的一年级同学，也莫名其妙地随声附和。几何在数学范畴是一个小分支，算不上深奥，初中平面几何应该是易懂易学的，如果在这里就卡壳，那么高中就很难再学立体几何与解析几何呢。面对学生这一实际情况，我们俩作了一番研讨，统一了看法，首先得下大力气扭转学生的思想观点，使学生由害怕变成喜欢，彻底医好他们的恐惧症。
考虑到第一节课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45分钟内要学生喜欢上几何，才算达到教学目的，所以这节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于是我们俩分头找了二下、三上各班上中下三类不同情况的学生，采取闲聊形式进行了解，为什么害怕几何？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充分准备了第一次课。由于是第一次与学生正式见面，在服饰上我们也作了研究，既不能过于华丽使学生产生不良感觉，也不能衣衫褴褛有损严肃性，必须朴素整洁。我们私下进行了几轮试讲，锤炼讲课语言，力求简练清楚，表情适当。
正式上课了。我所教的是二下两个班，课时安排是两节连排。在讲第一节课时，我边讲边观察学生表情，个个听得专心致志，我知道他们在跟随我的思路走，心里就有了底，我自己也放松下来，在讲授过程中时不时穿插点儿不离题的小笑话。第二节课，我又将上学期所学课程作了全面系统的串讲复习，以达到承前启后的效果，讲完刚好下课铃响。我刚跨出教室门槛，室内突然沸腾起来，我心里一紧，以为是哄堂，注意一听，原来是他们在自勉。有的说“几何也很有意思的啊”，有的说“我一学期没学懂的课，这个老师一节课就把我讲懂了”。我听了很高兴，知道学生的思路在跟我走，一切都在按计划发展。
打响了第一炮后，我没有陶醉在其中，因为这只是从心理上打下了较好基础。我更清楚地看到，困难还在后头：我所教的两个班，原是春季招生进来的，现在要求提前一学期毕业，一年要教完两年的课程，教学进度要加快一倍，而学生的基础又相对薄弱。没办法，我只能更加兢兢业业地备好每一节课，并自我加压，每节课都试讲。解放初，教育行政部门一再强调“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无能的老师”，老师的责任重大到无以复加。我有自己的认识：虽然说教育的引导者是教师，但如果没有学生的配合，并且是积极配合，是很难有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因此，教师不能自说自话，一定要调动学生，求得配合。基于这个认识，我在备课和试讲时，设置了大量的课堂提问，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每次学校召开学生代表会了解教学情况时，我总是被反映为认真负责教得好的老师。
二下两班临毕业时，我被指派为复习备考的主讲教师之一。本届毕业五个班，约两百人，采取上大课的方式。试卷由省教育厅出题，数学全卷五题一百分，题型死板，内容分值侧重几何，应该说不是一份好试卷。不知是我运气好，还是学生运气好，这份试卷的三道几何题中，有两道曾被我选作复习课的例题讲过，另一题是我布置的作业；而代数题又比较简单，结果学生考得非常好，成绩居宜昌地区首位。地区重点高中——宜昌二高正在这时创办，招生两百，宜都一中取了一百名，省级各中专在宜昌招生名额除医士学校外，其余各校全被宜都一中包揽。这届毕业生中除了少数因家庭或社会关系影响没被录取以外，其余全部升入高一级学校。这下在地区和省里都打响了，宜都一中一跃而成省重点学校。学生把我吹得神乎其神，问我怎么押题这么准？我只好回答，我引导大家复习的重点难点，应该就是命题范围，至于卷面上为何出现原题，那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年暑假结束临近秋季开学时，我们数学教研组组长，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吴子遵老师调到宜昌二高，由我继任了宜都一中数学教研组组长。不知是谁推荐的，我还担任了县科普协会学委，同时我又是宜都唯一的中国数学协会武汉分会的会员，无形中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多。过去工作之余，我也写点心得体会经验介绍之类的小玩意在数学杂志刊登，任组长后这里那里向我要稿件，他们是不知道我内心多么发虚，硬是强人所难。数学组出了名，作为组长自然引人注目，每当地区各县中学教师集中开会学习时，总要介绍经验谈体会，其实哪有那么多经验体会可谈，无非是搞搞形式而已。最令人头痛的是各县中学包括宜昌市各中学经常有人来宜都一中参观学习，搞什么观摩教学，安排公开课，我又很难推脱。每次课后，评议会上总是公式化的老生常谈，首先奉承恭维一番，列举一堆优点，然后提点值得商榷的意见，发言人都不离开这个公式。平时我就不乏怪话，这时就更不客气，私下里我说，这种所谓“观摩课”，不如说是“形式课”，是“卖课”给人看的。说是这么说，但我不想让人小看，说我只会押题不会上观摩课，于是按“观摩课”的标准备课，结果又给自己增加了不少备课负担。
在我任班主任的这届学生毕业时，本届毕业八个班，复习备考仍如以往，由我串讲复习，学生考试成绩也仍然名列第一，升学率很高，三个重点班几乎百分之百升学。
学期结束后，学校通知我赴武汉，参加省教育厅委托、湖北师专组织的高中教师培训班。这一年的学习确实让我受益匪浅，结业考试我的各科成绩均得高分。但厄运也正是这时向我走来，标志着我的顺风路走到了尽头。
花絮：（亚立注：父亲没有写，但我听他说过，那时候他的工资不低，家里也不需要他负担，于是他的经济非常宽裕。八十年代初，我听他说过这话：“那时候，我们天天吃炒鸡蛋，吃得嘴里都有了鸡屎味儿”——听这话的时候，我十分神往天天吃鸡蛋的日子。因为经济宽裕，使他有能力接济班上经济困难的学生，所以后来他挨整的时候，有不少受过他接济的学生站出来打抱不平，为此还有同学受到很严厉的处分。八十年代初，他的学生专程来看他，我听他们讲过类似情节。）
花絮：年长江大水、清江大水，一根大树扫倒一大片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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